轻躁的开端新诗百年驳论

正与近年来中国诗歌的许多命名或命题相似，“新诗百年”历经一度高热的被纪念、被研究后，现今渐被冷落如旧梦，甚至有诗歌媒体急迫地计量“中国新诗第二个百年”。[注]如2018年创刊的《诗收获》，即以“中国新诗第二个百年启程”为其宣传广告。中国诗界眼下的一些行为风格越来越具有新闻界和时尚界的特质。在飞速转变的过程中，“新诗百年”这样的文学工程、文学项目，包含着泥沙俱下的研究结论，真正冷静的诗学反省所占几何？而在所有与之相关的诗学问题中，作为第一前提的“新诗百年”这一概念本身成立与否，首先值得重新推敲。

一、一意孤行的起点

几乎所有关于“新诗百年”的文本和活动，都指认1917年为中国新诗起点，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辰一百周年。最初由谁如此自信、斩截地落笔已难考证，但显见的事实是，中国当下诗界普遍毫无抵抗地接受了这一结论。然而，开端问题是一切学术史的首要问题，不可能如生活里的纪念日一般单调、明确。作为整个西方文学开端之一的《荷马史诗》，其相关史实始终为历代学者所质疑和探究：“荷马”真是两部史诗的作者吗？“荷马”果有其人吗？如果有，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的合称？诚然，《荷马史诗》引发诸多疑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著作年代久远，但西方学者对“开端”的重视和严肃的自我反诘精神没有在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的轰轰烈烈中复现。

1917年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确重要：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8首白话诗：《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于是，便有如今的论者据此断言中国新诗正式诞生。暂不论这8首诗是否是真正的新诗，只是转换角度，以诗集出版来说，中国第一部新诗集是1920年1月由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内收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诗人的百余篇作品，远优于胡适一人区区数首诗这种孤证；若从创作时间讲，姑且认为胡适为中国新诗创作第一人，他的自陈也很清楚：“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注]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尝试集》，第3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那么，“新诗百年”自1916年计似又未尝不可。可见，非得指定中国新诗在1917年起步缺乏说服力，实乃胶柱鼓瑟。

而胡适到底是否中国新诗创作第一人？他于1917年发表的8首诗究竟是否真正的新诗？恐怕他自己亦不承认：“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注]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尝试集》，第38-39、3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做到后来的《朋友篇》，《文学篇》，检值又可以进《去国集》了！”[注]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第1、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去国集》是《尝试集》内附带的文言诗词集。《尝试集》再版时他还强调：“总结一句话，我自己只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注]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第1、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再版。其中没有被今人指认为中国新诗开端的8首诗。

胡适的自我判断并非自谦，而是有一代学界宗师的自知之明。彼时同样站在革新立场上却不满于胡适诗歌创作的旁观者与竞争者均不在少数。《尝试集》甫一出版，施蛰存便“以一个暑假期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而当他读了《女神》后，“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注]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第799-80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成仿吾则干脆说，“《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注]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923年5月13日第1号。穆木天更为武断：“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注]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1926年3月第1卷第1期。钱杏邨极尽夸张之能事：“《女神》是中国诗坛上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注]钱杏邨：《郭沫若及其创作》，黄人影编：《郭沫若论》，第28页，上海，光华书局，1931。胡怀琛也企图以理论和创作实绩与胡适的白话诗分庭抗礼：他称后者为“新体”诗，自己所创白话诗为“新派”诗，认为“新派”诗兼能祛除“旧体”与“新体”“各弊”，[注]胡怀琛：《新派诗说》，《大江集》，附录第44-46页，自印，1923年8月再版。是“模范的白话诗”，[注]见《大江集》封面，胡怀琛：《大江集》，自印，1923年8月再版。甚至否认胡适的白话诗满足“诗的条件”。[注]见胡怀琛《大江集》附录《诗与诗人》《诗学研究》《新派诗说》，胡怀琛：《大江集》，自印，1923年8月再版。时至当下，依然有学者重新考论胡适与中国新诗起点的关系，如姜涛在其著作《“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中写了整整一章《“新诗集”与新诗历史起点的驳议》。并且，他的研究切入口也恰以新诗集出版而不是期刊发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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