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中的表情与会意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

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被不少人视为其人生的“悲剧”和“厄运”*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叶青青：《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王友梅：《滚滚长江归大海》，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有着丰富新闻工作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新闻宣传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同时在建国初期党的新闻事业由农村办报转向城市办报过程中正热情洋溢、卓有成效地做着开拓性工作的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对此问题，到目前为止尚缺乏较为集中、深入、全面且专门化的研究。虽然相关文章也有数篇，但范长江是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被突然调离，因此对其离开新闻事业原因的探讨遂被对其离开《人民日报》原因的探讨所替代。而笔者认为，离开《人民日报》和离开新闻事业是两个不同问题，故其原因也必有所不同。同时，由于这些文章多为范长江当时同事或与《人民日报》相关之人士依靠记忆或档案资料所写，故多为就事论事之作，史料价值有余，学术探究价值不足。

现有相关文章中具备较高学术探究价值的要数叶青青的《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然而，该文并非专门探察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乃至新闻事业之原因的，其考察的主要是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在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转变中的制度建构问题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观念冲突与权力纷争，虽然这种制度构建及内部纷争的主角是范长江，文章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乃至新闻事业原因的探讨，但毕竟其主要的研究目标和问题意识并不在此。

考察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弥补范长江研究领域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理解建国初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过程中，党报实施相应转变的曲折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正是基于对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原因问题的研究现状、意义与价值的认识，本文特拟对其进行尽可能系统、全面的探究。虽然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与其离开新闻事业的原因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但二者存在关联。在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人民日报》的原因中蕴涵着导致其离开新闻事业的因素，或者说是其离开新闻事业的导火索。基于此，对范长江离开新闻事业原因的探究，仍须以对其被调离《人民日报》的情况和原因的探析为出发点，只是由此出发但不能止于此。

为了解决《人民日报》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从地方性报纸向全国性报纸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照搬老解放区经验、“严重脱离实际”、“游击习气积重难返”，不能适应新中国建立后党报和城市办报要求的状况，有着丰富新闻工作经验且被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列为党在未来的中央机关报主持人“重要人选”的范长江，于1950年1月被派到《人民日报》担任社长*钱江：《范长江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5年第1期。。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多，正当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开展的“大转变”效果初显时，1952年6月，范长江被“突然”调离《人民日报》，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

关于范长江被“突然”调离的具体诱发事件，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一文曾做过较详细介绍*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人民网，2010年7月7日，

1952年1月17日，报社地方记者组秘书、党小组组长陈勇进写了一篇《我对范长江同志的意见》，按组织程序上交到中央。《意见》集中表达了报社各部门领导，特别是部分革命资历比较老的“群众”对于范长江的看法：一、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人物，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十分严重；二、在报社内搞家长制，动不动对“群众”特别是老干部恐吓辱骂，骂一些老干部“白吃小米”、“姓饭名桶字无用”，骂中上级干部“混”“老油条”“小老油条”，骂下级干部“混蛋”等；三、一些改革做法，诸如培养“社会活动家”等，脱离实际；四、讲排场，架子大，常请干部吃饭，下小馆，认为“吃饭好讲话”；五、违反中宣部规定，把历史不清白的旧朋友介绍到《人民日报》做特约记者或到新闻学校工作，还把地主成分的母亲接到北京家中生活；六、在《大公报》时，写过反动文章，如《中国的西北角》中对红军的诽谤。《意见》认为，范长江可以做一个名记者，但无论修养还是才能都不适合担任中央报纸的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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